1.  Uber(优步)10月8日宣布,正式入驻上海自贸区,注册资金达21亿,据称为了在中国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将高达63亿,成为上海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同一天,上海市交委、滴滴快的正式对外宣布,滴滴快的在上海取得王老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这意味着,滴滴专车在上海市将合法,这也是国内首张发给互联网专车平台的牌照。

知名媒体人陈sir敏感注意到,Uber本来最早是在广州起步的,可惜广州最终成为了“最早查处Uber”的城市,所以他说,“假如今年5月广州干的事情不是查处Uber,而是批准Uber落地,那么广州现在就多了一家注册资本为21亿人民币的互联网巨头公司”,“恕我市侩,这钱这投资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跑掉的”。

客观来说,Uber选择上海而没选择最先起步的广州,未必仅仅因为广州最先查处Uber,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综合权衡的结果。但是,几乎肯定,在广州遭遇打击,肯定会成为影响最终抉择的一个因素。

而且,还应该注意到,上海交委颁发给滴滴快的国内首张互联网专车平台的牌照,如果联系起来看,Uber选择上海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在广州遭遇打击相比,看看Uber在上海遭遇什么?

同样也是在10月8日,上海本地报纸《东方早报》报道,上海破获首起专车司机刷单案。据报道称,8月25日普陀公安分局长寿路派出所接到上海奇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报案,报案公司称其维护运营的“一号专车”软件用户账户异常,一人同时担当司机、乘客两重身份,出现多单司机与乘客账户重复的现象,疑遭旗下专车司机以营利为目的恶意刷单,骗取“一号专车”为乘客垫付的资金,以及补贴给司机的奖励资金。日前,上海警方破案,部分主要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这家公司就是Uber。这就是广州与上海的区别。

2.当然,这样的比较只有情绪渲染的意义,未必能做出有普遍意义的推论。对Uber而言,全球推广遭遇的抵制和查处,对他们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因而他们需要寻找一切合作的机会,随时捕捉来自官方的善意,说服政府和社会接纳它们,只是非常遗憾,在广州,官家的的一连串行动,这家互联网专车巨头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排斥和恶意。

除了遭遇在中国最早的被查处,包括频繁传出的“钓鱼执法”,乃至于酿成冲突事件甚至群体事件,这些都构成了Uber等互联网专车企业内心的焦灼,而更为重要的是,广州交委推出“如约”约租车,以官方身份直接介入市场行为,它所传递的政策信号,恐怕最让企业最为忐忑。

并非是企业本身惧怕竞争。若单纯从市场竞争考量,区区不到三千辆的“如约”约租车,对Uber、滴滴快的等专车巨头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然而一旦考虑到这位竞争者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身份,那么,所有的这些打击查处行动,就无法不让人联想,它未必就仅仅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那么单纯。“如约”平台的技术开发,据说投入不过百万元,如果联想起日前广州体育局斥资350万元开发“群体通”APP但无人问津的尴尬,投入350万都是这样的结局,区区只有一百万投入的“如约”平台,未来的市场命运会是如何,不难预见。然而,一旦借助权力保驾护航,局面恐怕将截然不同。

当广州交委直接介入约租车市场之后,这意味着双方角色的变化,角色的变化则意味着规则的变化——所谓逆市场化、伪市场化,以及国进民退正源于此,决定进退成败的,不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权力的能量。

Uber等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当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广州不行,还有上海。

3.实际上,上海的举措,并没有任何“过激”之处,如果细心留意的话,给滴滴快的发证,并没有超越之前中央部委所透露出来的关于专车监管意见的框架。

在今年9月10日《经济参考报》的报道称,记者从消息人士获悉,专车监管意见最快将于本月公布,按照透露出来信息显示,该监管意见承认了私家车参与专车的合法性,这实际上也宣布了互联网约租车平台的合法性,尽管规定了资格审核和价格管制。

上海给滴滴快的发证,在一定程度上,更多是抢先“响应”中央部委政策的结果,这一步的确为未来互联网专车的发展抢得了先机,Uber把中国总部选择在上海,除了金融、政策配套等因素之外,恐怕多少与此也有关系。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有评论认为上海给专车发证,并不值得庆贺,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以互联网技术建构起来的共享经济遭到破坏。表面上看,确实是如此,但这是对市场博弈过程简单化想象而得出来的误解。对政府而言,它从来就不可能单纯如它所宣称的拥抱互联网,任何政府都是如此,公共政策的出台,首要考虑的是利益的平衡。你不能说政府不该如此短视,但现实就是如此,这一点从Uber在全球各地遭遇的抵制就明显可以看出。对专车而言,它首要解决的是身份的问题,专车监管意见出台,最大的成果就是政府终于要承认它合法了。至于类似高于出租车50%定价的价格管制的规定,更多是为了安抚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团体的情绪,实际上这样的价格管制最终将形同虚设,缺乏了数量管制的价格管制,在目前的市场力量面前不可能发挥作用,如果担心价格门槛过高丧失市场竞争力,打折送优惠券甚至免单揽客行不行?

专车在广州出现不久,我就劝几位熟悉的出租车司机尽快转行,但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专车是“非法”的,我当时就跟他们说,Uber能不能在中国市场发展,我不清楚,但是滴滴快的不可能,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不会拿动辄十亿的资金来开玩笑。马云马化腾目前如日中天,自然佛挡杀佛。他们当然不是神,也许在市场判断上回出现失误,但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政策走向,甚至他们有能力影响政策走向。

而这正是广州最让人失望甚至绝望的地方:像上海那样对待专车,与包容宽容冒进等无涉,它所需要的仅仅是,准确把握中央政策的走向——可是这个曾经以改革创新而自诩的地方,连这样的能力都丧失了。

4.舆论对此疑惑不解,甚至开始怀疑广州交委这么做的动机——如同陈sir所质疑的:假如Uber等打车平台不是抢了早就饱受诟病的传统出租车的生意,有关部门会那么积极去查处吗?

Uber没留在广州,如前所述未必仅仅因为在广州遭遇查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太低估这家“刺头公司”的公关能力了。然而,舆论的情绪还是集体性爆发,人们慨叹广州改革锐气的丧失,我的朋友宋志标甚至不无愤慨地说,广州已经不配拥有Uber 滴滴,因为这个城市正在死去。

面对舆论的哀鸣,广州交委的回应依然不紧不慢,据称仍然不会对专车松绑,要等上位法。当然单纯从回应本身“等上位法”来看,舆论找不到任何破绽,作为一个下级政府,严格按照上级权力法规办事,广州交委不仅对内可以获得忠诚服从的美名,对外还可树立依法行政的公共形象。只是,广州交委不可能不清楚,广州曾经获得所有美誉,甚至中国、广东所有的成就,都不是“等”来的,它尽管未必都要像安徽小岗村一样冒着生命危险闯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改革的进取心,何来有进步?上海比广州先行一步,总让人觉得不是滋味,而在这种情况下,广州交委还说要“等”,除了苦笑,我们还能干什么?

深圳也已经开始研究出台专车管理办法了,广州还要继续等吗?

这个局面是奇怪的,在广州不少官员上任媒体报道的履历中,“改革干将”、“改革先锋”等屡被强调,但为何在具体的专车管理上,我们看不到广州交委有一丝的改革样子?即便抛开此举是否一定如舆论所恶意揣测的受既得利益牵绊的嫌疑,确实,等上位法是最保险也是最安全的,即便广州因此丧失了互联网专车发展的市场机会——说实话,现在已经丧失了。

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改革干将”丧失了改革进取心,更如何想象他们主动放弃了曾经是广州这个千年商埠安身立命的创新、包容精神?

当年,广州没有留住在这里创业起家的网易丁磊,有业内人士哀叹广州在互联网经济方面越来被边缘化,当然可以理解的是,中国标杆企业的分布,首先还是决定于中国目前的市场-权力格局,企业选择哪个城市作为总部,未必仅仅是基于市场因素的考量。但现在Uber也跑了,是不是真的还有人说广州至少还有微信、UC、唯品会等互联网企业来聊以自慰?在互联网创业氛围及政策配套方面,广州是不是该检讨些什么了?

想想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各行业的标杆企业,有多少在广州设立总部?当然,你可以辩解说这与广州在行政序列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如北京上海甚至深圳等有关,但是既然先天不足的话,如果不奋发进取,那岂不是意味着举手投降?一旦丧失了改革进取心,丧失了创新包容的城市精神,广州如何去寻找它经济活力的逻辑基础?

缺乏了标杆性企业,意味着高端人才将流失,这个城市将逐渐归于平庸碌碌无为;经济活力下降,同时也将意味着政府财税收入的下降,各行政部门比如类似交委一样还可以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住手中的审批权,日子未必会有多难过,但是,对广州市政府整体来说,之前背负的地方债务始终是要偿还的,目前也开始进入了还贷高峰期,如果经济搞不上去,没有收入,拿什么来还债?广州真有那么多地可卖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苏少问广州

大家都爱搜:互联网资讯 类类有话说 App推广 运营经验 线下推广 活动推荐 微信营销 姑婆专题 姑婆圈 ASO校园推广 地推 ASO100 渠道刷量 校园运营团队

姑婆那些事儿(www.gupowang.com)是互联网推广运营知识分享平台,关注移动推广(android,ios)运营,网站推广运营、校园推广及互联网领域最新动态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gupo520),新浪微博(姑婆那些事儿)。

本文由姑婆那些事儿发布,转载请注明本文出处,并附带本文链接,违者必究。